1956年8月29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将一份经过多次修改的政治报告呈递给毛泽东。这个报告旁边没有长篇批注，反而留下了几道算术题。刘少奇无奈而又带着一丝玩笑地说道：“主席，您真会抓时间。”这并非代表毛泽东对报告的漠视，反而是因为他对报告的重视欲亲自核对字数。中共八大将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已过去了十一年。战争、建立国家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接踵而至，原本应定期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屡次推迟。八大的任务极为繁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的主要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判断当前形势、如何布置今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工作，都必须在会议文件中清晰表述。政治报告不应仅谈原则，也不能成为部门的简单汇报，而应具备深度且贴近实际。

这份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者正是刘少奇。当时，他已五十八岁，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承担着中央日常工作的巨大压力。在起草报告伊始，刘少奇并没有急于独自闭门写作，而是先从各个部门获取信息。从1955年12月开始，他先后听取了超过三十个部门的汇报，接触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领导。某些座谈会的讨论时间长达数小时，涉及的内容包括工业布局、农业合作化、教育文化及国家机关运作等。掌握的信息越多，判断就不能单凭印象。

报告的初稿完成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必须经过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央政治局的研究并接受中央领导的审阅。刘少奇逐条记录不同意见，有的段落进行了重写，有的观点则被完全推翻。值得一提的是，报告的初稿字数超过九万，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内容需压缩，要求将字数改至三万左右。这个简单的要求实际上涉及到大量的删改工作，必须去掉重复的措辞，压缩空泛的表述，同时留足足够的依据支持重要判断。毛泽东在讨论时曾提到：“不是越长越有分量，话要说到要点上。”

刘少奇承担了这个艰巨任务，几乎逐字逐句进行审核。有些人回忆，报告的最终修改版本达到了八十多稿，较大修改有五次之多。直到大会召开前一天晚上，文字仍在不断调整。一位中央级领导人能应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实在令人震惊。因此，毛泽东在报告上做算术题并非随意消遣，而是在核实篇幅，确保压缩后的内容符合要求。批示中清晰地表明：若字数合适，内容便也流畅。看似轻松，其实是在严谨对待报告这一需精确校验的工作。

毛泽东的批阅方式有一种特别的风格，他并不把修改看成是对错之争。当出现意见不合时，他便通过材料引用讲理，采用更为准确的说法。他曾将写报告的过程比喻为不断推翻与修正，关键在于对事不对人。毛泽东的开幕词也经过了多次推敲，尽管他曾亲自起草过，却依旧觉得不够完美。田家英承担起草后迅速完成初稿，毛泽东又在其中添加了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内容及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致意。

通过这几件事情的结合，我们可以理解那张纸上毛泽东的算术题。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文字工作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重大文件的形成过程并非单靠一个人完成，而是在反复讨论、压缩和校正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刘少奇的工作节奏同样异常紧凑，他常根据毛泽东夜间处理文件的习惯调整自己的作息，并叮嘱秘书，若主席来电，无论他正在休息还是开会，都必须及时通知。而秘书得到的指示则是：“车先准备好，人立刻出发。”

这种配合并非偶然。刘少奇做事非常有条理，通常先听取当天的安排，再处理电报、文件和会议材料。白天事务繁忙，晚上还需阅读资料和修改文件。家人曾设法让年幼的孩子陪伴他玩耍，以便他暂时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刘少奇的生活同样简朴，围巾多年来未曾更换，衣服破损时只是缝补。他在签发文件时，总是用铅笔，直到铅笔短得难以握住才开始用新笔接着写。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透露出他的性格特点：对物品不随意浪费，对文字则持有严格的对待。

毛泽东批示中的算术题，恰巧与刘少奇的严谨形成了独特的对比。一个在逐字修改报告，另一个则在计算篇幅，表面上看两者不同，实际上都是在认真确认八大政治报告是否能准确传达全党所承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