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医院工作了二十年的医生，我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看法：目前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已经非常惊人。我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而是根据我在感染科多年的工作经验，面对无数的病例和化验结果，得出的结论。二十年前，我刚刚在传染病医院任职时，如果遇到一位艾滋病患者，整个科室的医生都会感到一阵紧张，甚至需要全套防护装备才敢进入病房。那时，艾滋病似乎是个遥远的病症，只发生在特定的边缘人群身上。然而，现状大为不同。

就在上个月的一个周二，我的诊室里来了一个父子俩。父亲老赵，68岁，身为退休中学语文老师，穿着略显褪色的POLO衫，戴着老花镜，看上去文雅有加。儿子是一家银行的高管，特意请假陪他父亲来看病。老赵的主诉是反复低烧，伴随慢性腹泻，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看上去非常消瘦。他之前被误诊为普通肠胃炎和感冒，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并没有改善。儿子将一沓厚厚的病历递到我面前，焦虑地询问我父亲是否有隐藏的肿瘤。

我仔细检查了老赵的舌头，发现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白斑，这可能是口腔念珠菌感染，通常在免疫力极低的人身上才会出现。于是，我决定为他进行一套全面的血液检查，包括HIV抗体初筛。到了下午，实验室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我的桌子前。当我看到系统中那个刺目的红色“+”号时，感觉心头一紧。

我让护士将老赵的儿子单独请到走廊的谈话室。当我将初筛结果告诉他，并说明还需进一步的确证实验时，这位三十多岁的高管愣住了。他似乎无法相信，脸色涨红，声音颤抖地反驳道，父亲是个退休教师，已经五年没有配偶，平时只在公园下慢棋，怎么可能得这种病。我没有反驳他，因为这种家属的崩溃我见得太多。我只是让他安慰好父亲，等确诊结果。三天后，疾控中心的报告确认了我的初筛结果。

这次，我单独留了老赵。诊室的门关上，外面的喧嚣顿时被隔绝。老赵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干瘪的嘴唇微微颤抖。我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他病情。这个教书育人的老人，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惊慌失措或者哭泣，他只是在静默中，将头埋进粗糙的双手里。十分钟的沉默后，老赵低声告诉我一个连他儿子都不知道的秘密。妻子去世后，他独自一人居住在空荡荡的老房子里，日子非常孤独。一天傍晚，去城中村的药店买药，偶然路过一家理发店，看到门口的女人和他打招呼，他感到一阵久违的温暖。那一次，改变了他的一生。

老赵的故事并非个例。近年来，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逐渐上升。许多老人有稳定的养老金，但缺乏情感的陪伴，生理和心理的孤独使他们容易走入那些廉价且不安全的场所。而在我接诊的患者中，李姐的病例让我感到无比沉重。

李姐，45岁，是连锁超市的理货员。她的外貌典型，手掌粗糙，头发简单地束起，衣物虽干净但已经穿了很多年。她因严重的带状疱疹住院，那些水泡布满腰部，疼痛得她无法入眠。在常规的血液筛查中，她被查出HIV阳性。当我告知结果时，她显得困惑，甚至不知道HIV是什么。我尽力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这是一种危害免疫系统的疾病。她听完后，第一反应是询问：“这病治疗会不会很贵？能用医保吗？我儿子明年就要考试，家里不能花费太多.”

我努力抑制内心的酸楚，告诉她国家有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接着，我询问她是否有接触过血液，或者配偶有没有异常。李姐连连摆手，她表示自己是个老实人，生活圈子很小，每天只在超市和家之间往返，连手指头破了都舍不得买创可贴。而她的丈夫是一名泥瓦匠，近年来常常在外地工地上工作，一年仅在过年时回家住几个星期。“林大夫，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一辈子就只有我老公一个男人。”李姐的眼神清澈而充满无辜。